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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利彩票投注,“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2020-01-11 11:23:52 阅读量:512

莱利彩票投注,“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莱利彩票投注,张勇(右)正在查看今年的刺梨生长情况。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典标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张典标)10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让产业扶贫“引得进、留得下、可持续”》的报道。

“你们是流转土地自己种,还是农民种了你们收?”

8月底的一天,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副县长张勇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广州一家桐木加工企业想帮扶大方县建种植基地。张勇很欢迎,但抛出了一箩筐问题。

他不仅替贫困户算账,也替企业算账。“这不是泼冷水,没有切实可行的盈利模式,企业待不住,产业留不长,最后受伤的还是贫困户。”

最终,张勇建议企业先在大方县小规模试点,等双方都有“获得”了,再扩大规模。

要是搁3年前,他巴不得企业先过来再说。

2017年,张勇还是广州天河区金融商务局副局长。当年3月,他报名参加扶贫协作干部选派,赴大方挂职副县长。大方县所在的乌蒙山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刚到大方,张勇急切地希望引来产业项目,帮扶立竿见影。

也许是广东干部的“务实天性”,张勇和来自天河的挂职扶贫干部通过调研熟悉情况后,深切认识到,扶贫关键在可持续,扶贫项目企业有赚头才能留得住。产业扶贫仅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实打实算账,决不能忽悠。

本着这种求真务实的绣花功夫,自2016年对口帮扶以来,天河区帮助大方县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0个,都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带动近万贫困人口彻底脱贫。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天河的帮扶不仅为脱贫按下了“快捷键”,还为大方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和这家桐木加工企业算完账后,又迎来新一批天河区的帮扶教师。张勇提醒他们,“帮扶不是高高在上,要多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

引进来:招商更要留商

取暖炉产业何以在大方扎根成链

2017年年初,大方县扶贫招商,招来了原本在广东中山的富筑公司。

富筑是取暖炉生产商,产品主要销往贵州、四川、云南等地。随着中山的用工成本和厂房租金越来越高,地处滇、黔、川交界的大方县,成本低了不少,又临近市场,对富筑是有吸引力的。但同样具备这两样优势的地方,不只是大方县,不少地方开了更有诱惑力的条件。

公司负责人佘铖铮后来才透露,真正让他下决心从中山搬到大方,恰恰是当地干部的坦诚。佘铖铮见过一些地方在招商时吹得天花乱坠,等企业入驻之后却不兑现。而大方招商,张勇等县领导“三顾茅庐”时,就把他们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讲得明明白白,对存在的问题怎么解决也说得清清楚楚。

让佘铖铮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各个部门现场办公,整套手续两天就办妥。承诺要解决的水电问题,没多久也都解决了。

佘铖铮单枪匹马入驻之后,张勇马上找他拿到在中山的配套企业名单,要给他“说媒找伴儿”。“引进一家企业,没有上下游企业做配套,很难留得住、活得好。”当时,佘铖铮的大部分配件还得从中山进。

王白洋是佘铖铮十几年的好朋友,也是佘铖铮的供应商,生产取暖炉上的玻璃板。

可张勇给佘铖铮说“伴儿”时,王白洋很不情愿,请了三次也没请动。

其实,王白洋也感觉到企业在中山面临的压力。当时,没有5000块的月薪,连普工都招不到;5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年租金就得80多万元。这两块占了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

可是,他对大方压根不熟。自己努力大半辈子才在广东扎下根,怎能随便冒这个险?

这样的疑虑,佘铖铮当初也有,“设备坏了能修吗,周边有配套吗?”佘铖铮2016年底第一次到大方县考察时,心里有点凉。当时,大方经济开发区连供水供电都不稳定。

当地干部坦率地告诉他,大方是贫困县,能提供的只有五年的免租金厂房,再没其他补贴。另外,用工时还必须优先考虑贫困户。至于水电问题,会立刻着手解决。

王白洋陆续把设备挪到大方后,因为担心做不好,他没向开发区要厂房,索性借用佘铖铮的部分厂房。没想到,几个月后,借的厂房已经不够用了。

王白洋算了一笔账,除了省一大笔厂房租金和用工成本之外,销售量也比在中山时翻了一番。原本贵州取暖炉厂家采购玻璃板必须凑满整辆13米的半挂车才能发货,还得找库房存放,需要大量资金;而现在,随要随买,找个小车就能拉走。半年下来,能替买家省下100多万元的运费。

今年3月,一家销售取暖炉的电商主动找园区要入驻。最初,招商只能靠天河区和大方县的帮扶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如今,电商、塑料、电路等相关企业开始自己找上门。大方经济开发区形成了包括玻璃、发热管、五金、燃气、包装在内齐全的取暖炉产业链。

佘铖铮的富筑也实现了产量利润翻番。产业链的区域集聚,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形成了抱团发展格局。更让佘铖铮惊喜的是,这几家上下游企业负责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时常就能冒出创新想法。“一有什么想法,大家一商量,觉得可以,马上就分工把想法变成现实。”

从升降功能到无线充电,从节能设计到智能控制系统,从微波炉烤箱到石墨烯涂层治疗风湿痛,在大方经济开发区的厂房里,取暖炉已不是传统的取暖设备,而是集智能、健康、社交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家具。

走出去:“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

不满足于“一卖了之”,还得“逼”出市场意识

今年五月,寇海龙干了件“两头不讨好”的事。一头是广州谷裕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另外一头是大方县在谷裕市场摆摊卖菜的档口档主郑锐阳(化名)。

寇海龙原本是广州天河区财政局财政监督科的科长,去年11月来大方县扶贫。他来回跑了好几次,才给谷裕市场和大方菜农牵上线。

郑锐阳抱怨,自己的菜都烂了也没卖出去,如今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谷裕市场管理员向他吐槽:“你介绍的摊主,菜烂了也不收拾,就堆在市场内,影响了市场运营。”

按照协议,谷裕市场免费提供一个档口,大方县选派经营主体去卖菜就行。谷裕市场是广州规模最大的菜市场之一,一个档口租金就得好几十万元,加上转手费,翻番都可能。广州蔬菜消耗量很大,大方又适合种菜,寇海龙认为把大方打造成广州的菜篮子是双赢的好事。贵州的高山冷凉蔬菜的上市时间较晚,其他地方供应广州的菜卖完了,贵州刚好能接上茬。寇海龙解释,“贫困户也能通过种植、务工、土地流转参与进来。”

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好事,怎么搞砸了?更何况,郑锐阳才去了没几天。

原来,本应该15小时内就从大方运到广州的蔬菜,郑锐阳联系的物流整整走了20多个小时。不少蔬菜在路上就烂了心。等进了批发市场,郑锐阳也不知道往哪卖,又损失了大半。

也难怪,郑锐阳只是大方县乡下的一个菜贩,对批发、物流懂得不多。

事实上,和谷裕市场的协议早在年初就谈下来了。寇海龙前后问了好几家蔬菜种植合作社和企业,却没有人愿意去。

有的合作社说,没出去过,对怎么运输和批发,心里没底。有的致富带头人说,目前自己的菜在贵州本地就能卖出去,没必要拉到广州去卖。也有人说,现在在地里就有车来拉,费那个劲去分拣干嘛?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更早之前,当地土豆曾遇到一定程度的滞销,张勇联系了广东华润万家超市,双方签了订购合同,华润万家以高于本地的价格收购土豆,菜农唯一要做的就是分拣装箱。结果土豆迟迟没有运出去,原来他们没有分拣的习惯,只愿意一台车到地里把土豆全部拉走。

“当地蔬菜产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不强,菜农的市场意识也较弱。”张勇总结。

直到4月份,寇海龙通过大方县投资促进局找到贵州黔方果蔬配送有限公司。可黔方负责人刘思诚找的却自己乡下的亲戚郑锐阳。

接到郑锐阳和谷裕市场的抱怨电话之后,寇海龙直接找到刘思诚,说服他亲自上阵。刘思诚有过配送经验,他按土办法,逐个加了谷裕市场批发菜农的微信,好不容易才走上了正轨。今年5月至8月,黔方已销往广州700吨蔬菜,带动30余家合作社、2315户贫困户增收。

为什么非得“逼”着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

“运到广州除了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和更大规模的销售量之外,还能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寇海龙解释,“更重要是的,当在贵州本地出现滞销的时候,企业和合作社多了一个销售渠道,更能应对市场风险。”

长起来:“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扶贫协作,一桩企业“婚事”带来一个产业“春天”

“刺梨是什么?”

两年前,陈杉最烦恼的是:推销自己生产的刺梨浓缩汁,总得向经销商反复解释什么是刺梨。

刺梨本是一种蔷薇科多年野生小灌木缫丝花的果实,主要分布在贵州。刺梨个头不大,却被称为“维c之王”。当地有“刺梨上市,太医无事”的说法。

陈杉也是这么介绍的,可每次对方只是冷淡地回一句,“如果真有你说的这么好,怎么没有大企业来做?”

陈杉是贵州金维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维宝”)的负责人,这是大方一家种植、加工和销售刺梨产品的企业。

陈杉发现,不仅出了贵州知道刺梨的少,即使在贵州接受刺梨饮料的也不多。贵州人知道刺梨鲜果很涩,愿意去尝试刺梨果汁的没几个。

因为销售市场没打开,2017年金维宝仅加工了500吨刺梨,只是达到设计产能的十分之一。这种压力很快就传导到了种植户。那时候,来厂里务工的贫困户告诉陈杉,一些农民因为刺梨果难卖,索性把3年才挂果的刺梨树砍了,重新种上玉米。

局面很快发生了转机。

在广东贵州东西扶贫协作的高位推动下,广药集团与贵州省政府签署协议,助力贵州打造刺梨产业。得知消息的张勇立刻向县领导汇报,在天河区的牵线搭桥下,大方县委书记带着张勇和陈杉拜访了广药集团,经过多次磋商、考察之后,金维宝最终因为低损耗高浓缩技术和物理去涩技术,成功与广药集团“联姻”,成为广州王老吉药业刺梨项目的合作方。

仅一年之后,金维宝的刺梨加工量已达到3500吨,是上一年的7倍。如今,大方县刺梨种植面积达到13万亩,金维宝收购了一半,覆盖了2000多户贫困户。

按照平均亩产2000斤计算,一亩刺梨果一年的产值为3070元。根据经验,当种植面积超过5亩,就得雇工采摘,扣除雇工费用之后,每亩每年纯利润约为2000元。而种一亩玉米一年收入只有800来元,还不算成本。

刺梨种植在贵州石漠化的荒坡上,唯一的投入是最初3年的购苗费和日常除草的人工费。而最初3年,当地政府每年补贴400元。“种刺梨比玉米强得不是一点半点。”贫困户高守荣今年把自己种玉米的十几亩地全种上了刺梨。

最让陈杉高兴的,还不是金维宝和广药集团的“婚事”。广药集团的进入解决了之前贵州刺梨企业集体面临的难题——反复对外解释什么是刺梨。

借助于广药集团的品牌、研发技术和销售渠道,刺梨汁、刺梨糖、刺梨酒等多种刺梨产品及时推向市场。很快,陈杉外出推销或参展时,越来越多人已经知晓并接受了刺梨产品,甚至有厂家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陈杉说:“广药集团帮我们所有刺梨企业培养了市场、提高了消费者的认知度。这相当于做大了蛋糕,比单纯帮扶我一个企业作用大得多。”

如今,陈杉讲起刺梨产业的发展时常说:“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犟”起来:有一种“尊重”是逃避责任

扶贫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化,改变陋习

7月的一个早上,贵州贵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章杰来到大方县经济开发区时,秦万金已经在那等了他近一个小时。

贵燃是一家生产燃气取暖炉的企业,秦万金是厂里招收的贫困户。因为连着旷工两天,秦万金刚刚被车间主任建议辞退了。

秦万金反复请求吴章杰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解释,自己并非故意旷工,几天前家里的老母亲需要照顾,而自己又没有车间主任的电话,请不了假。

吴章杰有点吃惊。

去年11月,正是取暖炉生产用工需求旺盛的时候,张勇挨个到贫困村里找了百多人进园区务工。可没多久,吴章杰等企业负责人傻眼了:招来的贫困户没多久就跑了大半,连招呼都没打。

原来,招来的贫困户多是呼朋唤友一起来的,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往往就是同一个村的。一遇到村里办红白喜事,整条流水线的人都走了,还不提前请假,工厂只能停工。也有一些人,在厂里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等没钱了再来。

张勇意识到,贫困是自然生态条件和特定文化的叠加。产业扶贫要真正带动贫困户,除了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化。

为此,张勇和企业商量,把同一个村的贫困户安排到不同的流水线上。如此一来,即使一个村的贫困户都走了,也不至于让企业开不了工。与此同时,企业还承诺每个月500元的全勤奖,干满一年还另有奖励。

“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工厂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也是把贫困户培养成熟练的产业工人。”张勇解释,“这样才能确保贫困户从产业发展中彻底脱贫。”

有的贫困户“及时行乐”,干了一段时间领了工资就歇一段,钱花光了再来干。对于这样的贫困户,为什么不“尊重”他的意愿,还“苦苦”留他?

张勇说,“尊重”这种意愿,实际上是扶贫干部逃避责任。

这类问题,也出现在劳务输出上。天河区为大方县贫困户提供了大量服务性岗位,可招来的一些贫困户没干多久就溜了回来,要么不适应广州闷热的天气,要么不适应广州少辣的饮食。天河区为了鼓励这些人留下,出台了奖补措施,除了报销来广州的车票,稳定工作3个月后每个月还奖励1000元。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工具”,“工具”用得好不好,关系到扶贫工作和成效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今年4月,经过第三方机构评估,大方县正式脱贫摘帽。自精准扶贫以来,大方县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8元增加到6821元,全县贫困发生率从20.85%下降到1.85%。大方县干部群众评价天河区的帮扶是真正的帮到底。

去年10月,广州天河区组织了一批学生来大方写生。学生们在贫困村里吃住了一个月。除了写生,他们也切身体会到了扶贫成绩,忍不住在朋友圈对大方县扶贫成绩点赞。

有个没来过大方的网民评论:“这些都是忽悠你们的。”学生们争相回复:“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不信自己来瞧瞧。”

殷万芳。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典标

殷万芳:顽强学艺,为了生活不“别扭”

“还学不好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

今年6月,贵州省大方县奢香古镇社区在广州天河区的帮助下组织了第二次珠绣培训,移民搬迁户殷万芳“逼”着自己报了名。“学不好,只能靠政府养了。”

一个月前,社区组织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殷万芳没敢去,她担心自己学不会。实际上,她还是忍不住偷偷去瞧了瞧。穿珠引线看着简单,对她却是极难。

殷万芳一只腿是假肢,手指也比正常人少。刚从山上搬到县城这套两室一厅的新房没多久,她就报名参加了社区办的厨艺技能培训,学了一个月也没学好。培训的时候,她只能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一会拿铲一会抬锅。

殷万芳灰了心,她甚至想过搬回山上那座“歪着身子”的老屋。殷万芳发现搬下来之后,买个菜都得花钱,老公患病卧床没收入,自己得经常守在床边照看,也因此错过了社区里招聘的保洁员岗位。

尽管社区干部及时给她家办了低保。她和丈夫两个人每个月共700块钱。“细点用”,勉强能掰着指头过日子。那时候,就算买一块钱一斤的青菜,她心里也“塞得不行,总觉得买了就没钱了。”

几年前,为了装假肢,殷万芳找亲戚借了3万块,到现在也没还清。

更让殷万芳觉得“别扭”的是,“低保不是自己挣的,我没出血汗。”

她想去学一门挣钱的技术。

殷万芳学珠绣比别人慢得多,别人穿两三颗的工夫,她只能勉强穿一颗。半个月的培训,殷万芳没回家吃过午饭。练习珠绣的材料和工具不能带回家,她索性早上吃得饱一点,一直在培训现场练习到傍晚结束。

殷万芳在班上提问最多。一些针法细节,她只能反复问、反复拆、再反复绣。“不是多一颗珠子就是少一颗珠子,都是不合格的。”殷万芳回忆,因为老是记不住要领,她问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珠绣培训项目的负责人杨垚鑫鼓励殷万芳,有问题随时喊他。再后来,杨垚鑫允许殷万芳晚上带回家练习。

殷万芳每天吃了晚饭就“焊”在桌子边,反复拆、反复绣到凌晨两点多,练到抬不起胳膊为止。渐渐熟了,练到晚上十二点就学会了白天教的技巧。再后来练到晚上十点,最后晚上八点就可以了。到现在,殷万芳一个月能绣两幅作品,已经不比别人慢。

今年7月底,殷万芳交了第一幅作品,领了300块的工资。拿到钱的时候,殷万芳暗淡发黄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笑容。

现在的殷万芳老笑,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她的人误以为她是天生乐观。其实,从山上搬下来之前,殷万芳压根笑不出来。家里一亩多的薄地全靠她收拾。她只能趴在地里伺弄庄稼,有时候假肢上裹的泥扯下来能“揉成篮球大小”。

殷万芳算了一笔账,“就算我一个月做一幅,那就是300块,一年下来就是3600块。足够买米吃油,再买点小菜,生活就过来了。”

寇海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典标

寇海龙:挂职干部一家三代“漂流”记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一岁多的寇中经历了一场“漂流”,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直到8月底的一个电话,这场“漂流”才算到头。电话那头的媳妇杨锟告诉寇海龙,终于为儿子寇中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他的托儿所。

46岁的寇海龙是广州市天河区财政局财监科的科长。去年年底,寇海龙报名参加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的干部选派。当天晚上,寇海龙向媳妇和73岁的老母亲史翠花“请假”。

“能不能不去?”杨锟一开始面露难色,最后还是支持了寇海龙。

“我身体也不大好,你走了,家里就只剩孤儿寡母了。”母亲的话让寇海龙整夜辗转反侧。

史翠花确实不容易,儿媳妇每天得上班,12岁的孙女刚上初一,孙子寇中才14个月,要不是自己帮忙带着,这个家全乱套了。

毕竟是母亲。第二天早上,史翠花主动对儿子说,“你要心里想去就去吧,我们能把家里照顾好。”

上世纪60年代,史翠花和丈夫从河南洛阳拖拉机厂支援青海乐都锻造厂,一待就是三十年。虽然苦,可后来通过高考从青海走出来的寇海龙一直把父母当成榜样。

寇海龙没两天就去了大方。缺了“顶梁柱”,最开始受影响的是女儿的功课。以前寇海龙能辅导女儿的数理化,到了大方后,再遇到难题,女儿只能拍了照片,发微信给爸爸。

可后来发生的事,渐渐超出了他的预想。

春节之后没多久,广州起了“回南天”,空气湿漉漉的,史翠花腿疾又犯了,扛到四月底终于熬不住回了山东老家。

当时大女儿住校,寇中年纪太小,托管所不敢收。称心的保姆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杨锟只能把寇中送到陕西汉中的父母家。

没成想,寇中在汉中待了近一个月的时候,姥姥、姥爷骑摩托车摔了,伤得不轻,没法儿带小外孙。

今年5月,寇中又被送到山东的奶奶家去。73岁的老太太,哪能照顾得过来半夜哭闹的小娃娃?史翠花做饭的时候总是提心掉胆的,“万一孙子磕了碰了,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为此,她请来邻居和亲戚得空时过来帮忙照看。

史翠花偶尔也向儿子吐苦水:“有时候,小孩跑来跑去,也没父母扶着,好像没家一样。”妻子也会在电话里抱怨几句:“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怎么做父母的。”

寇海龙听着扎心。他能理解媳妇和母亲的苦,毕竟自己亏欠她们太多。

寇海龙只能在偶尔回广州时干更多的家务活来表达自己的愧疚。“有人约我吃饭,能不去的我肯定不去,我宁愿在家守着老婆孩子。”

可事实上,寇海龙老“食言”。回广州,他更多时候是“把家当旅馆”,早出晚归,要么忙着和大方的干部、商户一起在花市上吆喝卖土特产,要么忙着对接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广州企业。

8月底,寇中离两岁还差几天,杨锟和史翠花好不容易在广州找了家愿意接收他的托儿所。接到媳妇的电话,寇海龙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出去了好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松了一口大气,可最后又担心起来,“这么小的孩子能适应得了托儿所吗?”

黄正荣。受访者供图

黄正荣:带老母亲驻村,真不是作秀

去年3月,87岁的卢国珍发现小女儿黄正荣探望自己没那么勤了。原来隔三差五就能见一面,现在一两周才瞧一回,椅子还没坐热就匆匆走了。

黄正荣是贵州省大方县农牧局选派到六龙镇坝子村的驻村干部。她向母亲解释自己驻村扶贫,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看望她。卢国珍不知道啥是驻村扶贫。见到黄正荣时,卢国珍总是欲言又止,偶尔才漏出一两句:“上的是什么班?怎么这么长时间见不着?”

大大咧咧的黄正荣最初没在意。直到有一回又要离开时,黄正荣瞧见母亲眼里的泪水打转。半个月前,父亲去世,黄正荣以为母亲还没走出来。第二天她才感觉不大对,又赶到母亲家。

“实在不行,我带你一起在村里住好不好?”

卢国珍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跟女儿进了村。

非得一起驻村吗?黄正荣有6个兄弟姐妹不能帮忙照顾?黄正荣的丈夫、孩子不能照顾?

今年45岁的黄正荣是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家庭条件也相对宽裕。“哥哥姐姐们年纪也大了,也困难。”黄正荣解释。那为啥不能让自己的丈夫来照顾?丈夫在另外一个偏远的乡镇工作,也是忙得昏天黑地,自己的孩子在县医院当护士,每天三班倒,也没法照顾外婆。黄正荣索性把母亲接进村。

带着母亲驻村,会不会是作秀?

事实上,黄正荣几乎是把母亲“藏”在村里。直到母亲搬进村里两个月之后,村干部才知道这个事。此前,每次村干部或其他驻村干部留她一起吃饭,黄正荣总是拒绝,但也没解释。直到有一回,扶贫工作队的同事到她借住的屋里才发现她一直带着母亲。黄正荣也没跟单位吐苦水。“这是我自己尽子女的责任,没必要让谁知道。”

驻村扶贫那么忙,她有时间照顾母亲吗?

卢国珍腿脚不好,得拄着拐,走不了几步,更多时间是卧床。黄正荣早上出门前都得熬好粥或煮好馄饨,在锅里温着。卢国珍不会打电话,只能接。黄正荣生怕母亲在家磕了碰了,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她有什么要做的。

黄正荣说她有三个家,一个在帮扶的村里,一个在丈夫工作的乡镇,一个是女儿工作的县城。最忙的时候,黄正荣白天上山,晚上走访贫困户,走访完还得开会商量扶贫的事,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家。黄正荣也有无助、烦躁和委屈的时候。可一见到母亲,她就成了干练的“女汉子”。

再后来,黄正荣请了一个贫困户来照顾母亲。“是一个60岁的大妈,两个人聊得欢。”

得空的时候,黄正荣常向母亲聊自己的工作和村里的变化。渐渐地,母亲脸上笑容多了,对扶贫也懂得一些了。

去年年底,县电视台来村里拍摄扶贫干部工作状态时,采访了黄正荣,在一旁的母亲自豪地插话,“我是老党员,她来扶贫,我绝不拖她的后腿。”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这样一门心思斗贫魔的大方干部有很多,“这一次脱贫攻坚战,对我们来说一生中就这么一次,一定要打赢,这是一种荣誉。”

■记者手记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多益善

车到地里把土豆拉走就得了,为何要分拣?蔬菜在本地卖完就行了,为何要费劲送到广州?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脱贫攻坚,扶贫干部一度让贫困群众不解的“多此一举”,“多”的恰恰是“精准”而不是敷衍。

因为,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扶贫产业,不能满足于“一引了之”“一卖了之”。如果扶贫视野不够长远,不谋划“卖完之后”“引进来之后”的长期发展,很容易陷入“帮扶干部一走,扶贫产业就散”的怪圈。

“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不仅提高了蔬菜销售价格,更是多了一个销售渠道,渠道多了,将有助于避免单一市场潜伏的风险;多一道分拣程序,是帮贫困户养成标准化生产意识,让小农户更好对接大市场;贫困户打工挣了几个钱就想走,帮扶干部苦苦挽留,是希望他们在继续打工中获得一技之长,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业工人;引进一家企业,还费心“做媒”帮助扩大朋友圈,是为了让企业不靠优惠过日子,真正扎下根……来自广州“经济第一区”天河的帮扶干部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更有务实的作风。对口帮扶的“多此一举”,是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市场意识扶贫”,是着眼长效脱贫的治本之策。

在实践中,这样的“市场意识扶贫”却可能遭遇贫困户的不理解、不合作,但不能简单归咎为贫困户的“等靠要”。发展产业扶贫,需要许多条件,某些条件不具备时,贫困户可能不配合甚至拒绝参加项目。例如,不敢把菜卖到广州,是因为不懂得物流和批发流程。

对此,天河区的帮扶干部没有简单指责贫困户安于现状,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才有那些“多此一举”。

做深做实东西部扶贫协作,绝不只是给贫困地区引入产业项目就了事,更重要的是让来自东部地区的市场理念在西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吃劲”的决胜关键阶段,类似广州天河区对口帮扶的“多此一举”,下的正是“脱真贫”“真脱贫”绣花功夫,体现的正是帮扶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的责任担当。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多益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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